在上海杨浦区的夜市角落,12岁的李可欣支起一块手写招牌:“中英双语文具小铺”。她用中文招呼顾客,再用英文介绍商品:“This erasable pen is perfect for math notes。”短短三个月,母女俩的营业额从每晚三百元跃升至过千元,累计卖出十万元文具,成了弄堂里的“最小外贸摊主”。

可欣的妈妈经营文具档口,疫情后外贸订单锐减,积压库存占用了流动资金。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,女儿自告奋勇当“翻译官”,把商品说明写成双语卡片,又拍短视频放到海外平台,标签如“stationery haul”和“back-to-school must-haves”吸引了不少外籍家长。有人担心孩子“太功利”,可欣却认真地说:“我只是把课堂搬到市场里,把单词变成硬币。”

教育学者认为,这种真实情境中的“任务型学习”比补习班更能激发孩子的内驱力;社会学家则指出,数字化工具降低了未成年人参与商业的门槛,但也需守住童工红线与财务透明。妈妈把赚到的第一桶金分成三份:一半还债,一半存入教育基金,剩下两千元让女儿自己决定。可欣选择给班级买书,并悄悄为流浪猫做了绝育手术。她说:“语言是钥匙,不是目的;真正的成绩,是让身边的人因我而多一点选择。”夜色降临,女孩收摊前用英文写下当天最后一张便签:Dreams grow where words and courage meet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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